我家40年的巨变
徐惠珍（宁夏）
家庭是社会的缩影，也是社会变革最真实的写照。改革开放40年，国有巨变、家有巨变、老百姓的生活有巨变……
我出生在年，那还是计划经济时期，物质匮乏，老百姓需求的生活物品几乎都要凭票供应，粮票、布票、棉花票、缝纫机票都要按人口发放。小小年纪的我就知道那些花花绿绿票很金贵，要计划着用。记忆中，美味的食品都是摆放在供销社柜台里，有能力购买的人不多，营业员们显得很清闲。她们出入柜台都是要打开挡板锁头的，那挡板有点像现在银行的安全门。看着柜台里的松软香甜的面包、形状各异的动物饼干、黏糯扯丝的金丝红枣，我想都不敢想有一天可以想买多少买多少，什么花生、糖果、点心、*元帅、大鸭梨，那都是过年才可以见到的稀罕物。连韭菜炒鸡蛋也是招待贵客的上等菜，不等客人离开家，我们是不能碰一筷头的。
逢年过节，父亲就骑着乡里配发的自行车，后座上驮着一个*绿色的帆布包，包里有让我们姐弟三人终身难忘的味道。什么瓜子、高粱饴、苹果、大鸭梨，就连花生都是剥壳后有四粒的那种……母亲是个很会过日子的女人，她计划着、盘算着，家里老的、小的人人有份，她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就是：“一顿吃伤，十顿喝汤”……家里那个盛放年货的柜子，比五岁的我高很多，每每从柜子边走过，总会闻到极诱人的味道。可那时候的我们，都很懂规矩，谁也不会在父母不在的情况下，自己从里边拿食物。因为，我们都知道要计划着吃，慢慢的品……
记忆中，家里的年货很奢侈，平日里难得一见的肉，都是母亲起早贪黑喂养的大年猪。杀年猪那天，亲戚朋友都会来帮忙，一阵手忙脚乱之后，年猪就被收拾的白白净净。男人们围桌而坐，惬意的抽着烟，回味着杀年猪过程中的趣事。母亲卷起袖子，在灶房里叮叮当当的做着杀猪菜。院子里异常的热闹，划拳声、欢笑声......满满一大锅热气腾腾的杀猪菜，除了端上桌的，就是被母亲盛出来，一一送给村里那些年事已高的长者。我们姐弟三个就是小心翼翼端着杀猪菜派送的“使者”。我的爷爷一提起这事，都会对他的这个大儿媳妇懂得分享而赞不绝口。杀年猪的第二天，母亲就把剩下的猪肉切成薄块，在炒好糖色的锅里翻炒后放在坛子里，计划着吃到来年五月份。炼出的猪油也盛在小罐子里用来烙饼、炒菜，丝毫都没有一点点浪费。过年期间，父亲象变戏法一样，给我们拿出不知道啥时候买回来的蘑菇罐头，用肉片翻炒，把几个娃娃们吃的满嘴流油，心满意足。已过不惑之年的我，每次出去买菜，看着超市、早市里让人眼花缭乱，目不暇接的蔬果都不知道买啥、吃啥好了。或许人到了这个岁数，容易怀旧。每逢过年，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四十年前的事情。
大年三十的下午，平日里要喂猪、放羊、做家务的我们，会迫不及待的换上了母亲精心缝制的新衣服，跑跑跳跳的出门去“显摆”，谁家娃的衣服都不如我们姐弟三个穿的独特，母亲会在盘扣、裤缝、鞋面上“做文章”，年年都有新意，年年都不一般。天色渐晚，“显摆”完新衣服的我们，蹦蹦跳跳走在回家的路上，村里家家户户的灶房里各种香味儿不时飘来，勾起人的馋虫。一进门，母亲就吩咐我们洗手，摆放碗筷，一家人兴高采烈地期待母亲祭完灶神一起吃饭。饭桌上有热气腾腾的大烩菜、有嚼头的豆芽凉拌猪耳朵、Q弹的皮冻、金*的炒鸡蛋、麻花、馓子、油饼，各种香味瞬间弥漫整个屋子的每个角落，连大米饭都和平时不一样，粒粒饱满，亮晶晶的冒着热气。说实在的，我们姐弟三个平时最大的心愿就是盼着快快过年，能吃上几天不掺*米的大米饭。我们满心欢喜，吃的很可口。父亲和母亲不停的给我们夹菜，还笑眯眯地看着我们。
吃完了年夜饭，按照老规矩是要一家人一起熬岁的，我们几个就没大没小的和父亲在热炕上玩起了扑克牌，小脸上贴满了纸条。母亲则忙活着把菜刀、针线篓、剪子、笤帚都收起来，老辈子的规矩就是过年三天，这些忙活了一年的家伙什也要“休息”。在我童年的记忆中，最幸福、最快乐的时光就是过年，这或许就是21世纪人们心心念念要找寻回来的仪式感……
小时候，也不懂得什么礼数，虽说是初一不可以出门，可我们这些娃娃们实在憋不住，天一亮就跑到爷爷、奶奶家，一字排开跪着拜年讨压岁钱。盘腿坐在炕上的爷爷貌似早有准备，脸上露出少有的笑容，认真的从兜里掏出一叠毛毛钱，一个一个的给孙儿们压岁钱，还不忘记从炕席子下面拿出发*的报纸，让我们一人念一段再走。那些七大姑八大姨自然也少不了给压岁钱，口袋里揣着几块钱，娃娃们做梦都会笑出声，计划着买个心仪已久的文具盒。记得那时亲戚结婚随礼，最多才20元份子钱，一般的街坊邻居结婚，就才随个3块5块的。而且那时候吃的都是露天的流水席，一个大人带一个孩子，席间自然少不了娃娃的哭喊：“那个好吃，我就要那个嘛……”酒席有四凉四热八个菜，切片苹果撒白糖、油炸虾皮、凉拌*豆芽、醋拌青萝卜丝，爬条肉、四喜丸子、醋溜白菜、炖排骨都是热菜，主食就是*米饭和蒸扯皮（就是超大馒头去皮）,扯皮一上桌，娃娃们就嚷嚷着要吃上面嵌的红枣，为了显得喜庆，扯皮上特意用辣油点上好多个红点点。主家领着一对新人，挨个桌子敬酒致谢，只见新娘子抿嘴笑，羞的一直不抬头。庄户人家过日子，讲究的就是个热乎劲，那些个桌椅板凳、锅碗瓢盆都是家家户户提前一天给送来的，不管谁家办红白事，那就是一家有事，全村支援。
那时候，村里仅有的一台电视机是我二姑父买的。他开着乡里仅有的一辆解放牌大汽车，好威风啊！每晚去他家看电视的都是村里有头有脸的人，我们姐弟三个好一通软磨硬泡才得到父母的同意，能去看一次电视。怕黑的我们，把半截蜡烛立在罐头瓶子里，用绳子拴在瓶口，拿棍子挑起自制的吊灯，深一脚浅一脚奔着姑妈家就去了。有时候看着看着就睡着了，姑妈索性搂着我们睡了。天道酬勤，地道酬善。我的父母经过努力奋斗，完成了我们这个小家庭的第一个十年规划，盖了新房，父母都添置了手表，最重要的是还买了一台缝纫机，母亲再也不用点灯熬油的一针一线纳鞋底了，自此我也再没有看到她用针在发间来回刮铛的模样。年分田到户，我家五口人，分到了8亩地。当然，还有两头刚满1岁的小黑牛和小毛驴，这现状让我的父母喜忧参半，没有得力的牲口，盼星星盼月亮分到的八亩地怎么种？父亲骑着车十里八村的情况他都摸了个遍，最终联系了养殖场用刚满1岁的牛和驴，换了一匹黑骡子解决了家里的大问题。父母善于计划，也敢于创新。家里的八亩地育过林业局要的树苗、种植过种子站要的玉米、上半年割了麦子，下半年就种大白菜。真是人勤地不懒，分田到户刚两年时间，家里更是羊满圈，谷满仓。父亲在年底为家里买了个大件，花了元买了一台14寸凯歌牌黑白电视机。全家人围坐在一起看的第一个电视节目就是电视剧《霍元甲》，主题歌更是至今不忘。就连5分钟的广而告之，我们也看的津津有味。最好笑的就是看着广告拿母亲的名字打趣，只要一播放洗衣机广告，我们就齐声喊：“秀兰，额把洗衣机给你买回来咧！啥牌子的？海鸥牌的！”没过多久，父亲就真的买回来一台洗衣机，母亲开心的说：“这下真把我给解放了，以后再也不会大冬天把手搓烂了。”
那时候，过年就三天。过了初三，我们极不情愿的换下新衣服就和父母下地干活，看着别人家孩子结伴玩耍很是羡慕，但一想到母亲答应暑假可以带我们去逛逛“交流会”就特有劲儿，觉得生活非常有“奔头儿”。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，物质逐渐丰富，市场上出现了的确凉、中长纤维、海*呢、毛料等面料，再后来，市场上就出现了各式各样、万紫千红的成品服装。无论是祖国还是家乡，无论是个人还是身边的亲戚朋友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年轻人烫了爆炸头，穿着喇叭裤，提着录音机，跳着迪斯科。给沉寂的山村，带来了活力。村里的主路从尘土飞扬变成柏油路，自行车换成了摩托车，农用货车和小轿车也不稀奇了。大街小巷里多了音响、扩音器的播放声，录像厅也渐渐多了起来。一时间，香港影星手里的“大哥大”成了男人们显示身份的标志。不少人认为有钱人的标配就是梳个大背头、抹上摩丝、腋下夹个“大哥大”。谁也没有预料到，仅仅过了20多年，就连街头的乞讨者，手里都会有一部智能手机。人们出门不带钱包，一部手机解决所有问题。连菜市场的大妈买块豆腐，都是用